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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朝过年,长安盛景

2019-09-20 18:51

65. 长安盛景

65. 长安盛景

长安盛景,除了长安城规模宏大、布局严谨、气势恢弘之外,唐代的长安,每逢佳节,都要举行盛大的欢庆活动。在正月十五的“上元节”,街市上花灯照如白昼,男女老幼纷纷夜游观灯,到处人流如织,摩肩接踵。皇家宫廷、王公贵族家中也燃放花灯,争奇斗胜。先天二年(公元713年)正月十五,唐玄宗在长安安福门外举行灯会,所做“灯轮高二十丈,衣以锦绮,饰以金玉,燃五万盏灯,簇之如花树”。服饰艳丽装束一新的长安少女在灯轮下踏歌三日,尽欢而罢。唐诗人张祜在《正月十五夜灯》诗中有这样的描写:“千门开锁万灯明,正月中旬动帝京。三百内人连袖舞,一时天上著词声。”灯会中还有百戏演出和游艺活动。百戏分为歌舞戏和杂技两类。歌舞戏种类繁多,热闹非凡。

长安城内的富足祥和,也来自国外的“胡商”们开设货栈、酒肆,吸引着文人骚客光顾聚饮。李白《前有樽酒行》:“胡姬貌如花,当垆笑春风。笑春风,舞罗衣,君今不醉将安归!”描写了胡商酒店畅饮快意之情景。长安城内胡风极盛,胡汉交融,互利互补,为盛唐注入了新鲜血液和生机活力,显示了唐王朝的自信与开放气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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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月十五,是“元宵节”,又叫“上元节”“元夕节”“元夜节”。

自古以来,元宵节就是春节期间各类佳节的最后一个节日。过完了这个节,大家就该收收心,该干嘛干嘛了。

记录表明,我们今天能过上元宵节,得感谢传说中的那位昏君——隋炀帝杨广。正是他以折腾至死的折腾精神,折腾修洛阳城,折腾挖大运河,折腾打高丽,捎带手的,他还折腾出了一个元宵节来。

记录来自那个砸缸的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的记载:

公元610年(隋大业六年)正月丁丑日,“于端门街盛称百戏,戏场周围五千步,执丝竹者万八千人,声闻数十里,自昏至旦,灯火光烛天地;终月而罢,所费巨万。自是岁以为常”。

这样通宵达旦的热闹活动,自然少不了主角杨广的参与。据那位时时憋着挑唐太宗李世民刺儿的魏徵领衔撰修的《隋书》记载,在这次大型活动的举行期间,“帝数微服往观之”。杨广为了看热闹,不惜放下帝王之尊的身段,化妆易服前往,可见节日活动的丰富程度。

这个正月丁丑日,就是正月十五日。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在此处注释说:“今人元宵行乐,盖始盛于此。”

再加上司马光的那句“自是岁以为常”,所以元宵节的过节风俗形成,我们得归功于隋炀帝杨广。

但其得到提倡和兴盛,并最终形成国家级的公众节日,那就要感谢另外几位唐朝皇帝了,特别是唐玄宗李隆基。哦,还包括他的三伯父唐中宗李显和他的亲爹唐睿宗李旦。

唐朝的皇帝们,还真会玩儿。

看花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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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是看花灯。

唐朝元宵节看花灯,有多热闹,白居易描述得好:“灯火家家市,笙歌处处楼。”

与我们现在看的花灯全是电灯不同,古代的花灯都是点燃火把或点燃蜡烛来制作花灯。

那么,古代为什么要选择在正月十五这一天燃灯呢?

还在原始社会时,最早的夜间照明工具,是火把。火,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,还帮助人们告别了茹毛饮血的生食年代。所以,从远古以来,人们一直保持着对火的敬畏和崇拜。

到了春秋时期,天子或诸侯在讨论国家大事或接待重要使节时,就要在宫廷之中点燃火炬,谓之“燃庭燎”。这在当时,是最高规格的礼仪。所以,《诗经》里就有“庭燎”一篇:

夜如何其?夜未央,庭燎之光。君子至止,鸾声将将。

夜如何其?夜未艾,庭燎晣晣。君子至止,鸾声哕哕。

夜如何其?夜乡晨,庭燎有辉。君子至止,言观其旂。

到了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后,燃灯更是以其供养佛祖的功用而得到朝野上下的欢迎。此时,燃灯已是四项重要的佛事活动之一:“佛言,有四事。一常喜布施,二修身慎行,三奉戒不犯,四燃灯于佛寺。”可见燃灯的重要程度。

唐朝元宵节的大规模燃灯,正是来自佛僧的请求。《旧唐书》记载,公元713年(唐先天二年)“正月望,胡僧婆陀请夜开门燃百千灯,睿宗御延喜门观乐,凡经四日。”

要感谢这位胡僧,正是出自他的请求,得到了唐睿宗李旦的许可,从而开了唐朝官方正月十五燃灯的先河,也带动了元宵节灯会的节日气氛。

其实这个胡僧的请求,是两项。一项是燃灯。另一项是“夜开门”。后者对于元宵节习俗的形成,则显得更为关键。

为什么要“夜开门”?难道当时还有“夜关门”?还真有。

唐朝的大小城市,城市有城门,在城市内部,里坊之间也有高墙,也设有坊门。这些城门、坊门,在每天的夜晚都是关闭的,第二天天亮时的“五更三筹”,击鼓为号,才能打开。也就是说,当时的城市,是实行夜晚宵禁制度的。

每天的太阳落山以后,也是击鼓八百,谓之“净街鼓”,这是提醒人们赶快回到自己居住的里坊。八百下鼓声之后,坊门关闭,你要是没有来得及进去,那就麻烦了。因为大街上还有左右金吾卫的士兵在巡夜,如果被抓住的话,叫作“犯夜”。这在当时可是大罪,更加麻烦。

著名诗人杜甫曾陪左金吾大将军李嗣业喝酒,在其《陪李金吾花下饮》中就提到了这个长安城的宵禁制度:“醉归应犯夜,可怕李金吾”。李嗣业作为左金吾大将军,是负责京城治安巡查的左金吾卫的长官,正管着“犯夜”的事儿。所以杜甫虽然是陪他喝酒,仍然担心回家时坊门关闭的问题。

所以,当时的长安、洛阳等大城市里,每到夜晚,大街上空无一人,所谓“六街鼓歇行人绝,九衢茫茫空有月。”

负责巡街宵禁的金吾,汉朝就有,当时叫作“执金吾”。金吾就是“金乌”,是一种神鸟。金吾为什么用作了官名?唐初历史学家颜师古注释《汉书》时作了解释:“金吾,鸟名也,主辟不祥。天子出行,职主先寻,以御非常,故执此鸟之像,因以名官。”

东汉光武帝刘秀,在没当皇帝之前到长安,看到执金吾出行那么拉风,就给自己的人生定下了两大志向,“仕宦当作执金吾,娶妻当得阴丽华”:一个是当上执金吾这样的高官,一个是把阴丽华搞到手当老婆。事实是,第一个愿望他远远超过了,第二个愿望他早早就实现了。刘秀也算是人生无憾的人生赢家了。

刘秀的立志表明,长安城从刘秀那时甚至更早,一直是夜夜执行宵禁制度。而只有到了隋唐时期的元宵节时,才出现例外。唐朝的元宵节,皇帝特许开禁三天(皇帝心情好时,也有连续开禁五天的),不关城门和坊门,允许“夜开门”,称为“放夜”。因此,过节时才有了“金吾不禁夜”,极大地方便了官员百姓们夜晚外出看花灯。

当时的灯会,分为官方灯会和民间灯会两种。

唐朝官方灯会,极为奢侈盛大,“昼夜不息,阅月未止”。

公元710年(景龙四年)元宵节,唐中宗李显和自己的韦皇后一起,微服出宫观灯,同时还准许贵戚百官任意到市里坊间观灯,释放了人们的节日热情。

“白鹭转花,黄龙吐水,金凫,银燕,浮光洞,攒星阁,皆灯也”,可见灯型繁多,各具特色。当时,还出现了利用热动力学催动花灯转动的“影灯”:“五色蜡纸,菩提叶,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,旋转如飞。又有深闺巧娃,剪纸而成,尤为精妙”。

这样好看的花灯集中展现,自然使得上至帝王,下至老百姓都倾巢出动,“车马骈阗,人不得顾,王主之家,马上作乐,以相夸竞,文士皆赋诗以纪其事。”

公元713年(唐先天二年),宫廷灯会更为大手笔:“上元灯节正月十五、十六夜,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,衣以锦绮,饰以金玉,燃五万盏灯,簇之如花树。宫女千数,衣罗绮,曳锦绣,耀珠翠,施香粉。一花冠、一巾帔皆万钱,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。妙简长安、万年少女妇千余人,花服花钗媚子亦称是,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,欢乐之极,未始有之。”

3日2夜、20丈高的灯轮、50000盏灯、1000名宫女、1000名长安和万年两县的少女和少妇,10000钱/花冠的服装费用,300贯/妓女的装束费用。那场面,那家伙,那是相当宏大。

这样奢侈,不怕大臣们劝谏?果然,右拾遗严挺之站了出来,他不解风情地要求唐睿宗李旦,“昼则欢娱,暮令休息”,不要太过分,不要日以继夜地折腾。

史称“上纳其言而止”。其实,哪儿止了?根本没止。真要止了,哪儿还有下面李旦儿子李隆基更加豪华的折腾?哪儿还有我们今天的元宵节?

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,20丈高的灯轮、灯树已经不够用了,直接上“灯楼”!

李隆基“大陈影灯,设庭燎,自禁中至于殿庭,皆设蜡烛,连属不绝。时有匠毛顺,巧思结创缯彩,为灯楼三十间,高一百五十尺,悬珠玉金银,微风一至,锵然成韵。乃以灯为龙凤虎腾豹跃之状,似非人力”。

上行下效。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“置百枝灯树,高达八十尺,竖之高山,上元夜点之,百里皆见,光明夺月色也”;宰相杨国忠家“每至上元夜,各有千炬红烛,围于左右。”

民间灯会的热闹程度,也丝毫不逊色于宫廷和高官家的花灯:“灯明如昼,山棚高百余尺,神龙以后,复加俨饰,士女无不夜游,车马塞路。”

大街人多到了什么程度?有的人甚至被人潮挤得双脚悬空而走,“有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”。

不仅仅只有长安一个城市在狂欢。在洛阳,“月光三五夜,灯焰一重春。烟云迷北阙,箫管识南邻。洛城终不闭,更出小平津”,可见洛阳的城门没有关;在扬州,“灯烛华丽,百戏陈设,士女争妍,粉黛相染”;在偏远的甘肃凉州,“灯影连旦数十里,车马骈阗,士女纷杂”。

可见全国人民都动起来了,都在看花灯,过元宵佳节。

“踏歌”、拔河

我们从小就会背一首唐诗“李白乘舟将欲行,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。这里面,李白提到的友人汪伦,是“踏歌”而来。按照我们的简单理解,汪伦那是边走边唱,是汪伦心情愉悦、随性而为的一种行为而已。

然而,史料显示,汪伦在此处的踏歌,其实不简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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